“要求供应商降价” 风波:比亚迪的委屈和应得

“要求供应商降价” 风波:比亚迪的委屈和应得-有驾

近日,汽车行业掀起一阵波澜,一封网传的比亚迪要求供应商降价的邮件引发轩然大波。邮件内容直白且强硬,宣称鉴于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为强化比亚迪自身竞争力,急需整个供应链协同发力、持续削减成本,明确要求从明年起,所有供货产品降价 10%。这般口吻,全然不似协商,倒更像是下达通知,惹得供应商愤懑不已,直接将信件曝光于网络,一时间,舆论矛头纷纷指向比亚迪。

舆论的谴责主要聚焦两点:一是指责其压榨供应链,二是抨击语气傲慢无礼。平心而论,群发的公文邮件,大多确实风格偏硬。当然,不排除比亚迪身为买方,天然占据心态优势,甚至有可能故意摆出这般强硬姿态,当作商业谈判的一种策略。但相较而言,语气终究只是细枝末节,降价一事才是舆论风暴的核心。

从纯粹的市场视角剖析,比亚迪实则有诸多委屈。

其一,降价的最终获益群体是广大消费者。诚如比亚迪后续在回复邮件中所阐释:“与供应商展开年度议价,本就是汽车行业沿袭多年的惯例。依托规模化的大量采购优势,我们对供应商提出降价目标,绝非强制命令,双方完全可以协商推进后续事宜。” 降低采购成本,这绝非汽车行业的个例,而是任何一家谋求发展的企业的共性追求,更是驱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源泉。

除了降价争议,此次风波中,拖欠货款问题也被推至风口浪尖。事实上,这是整个汽车行业的沉疴旧疾,众多供应商开票后苦等 3 个月,依旧拿不到货款,连承兑汇票都难以企及,有的仅能收到企业内部的代币。深究起来,拖欠货款、玩转供应链金融,本质上是主机厂在挪用供应商资金的时间价值,是凭借自身处于买方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供应商身上二次 “掘金”,说到底,这依旧属于广义的价格范畴问题。

当前,中国汽车市场竞争白热化,价格战硝烟弥漫。比亚迪即便压低了供应商价格,也无法借此获取超额利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国内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5%,同比下滑 0.7 个百分点;步入 2024 年 1 - 4 月,形势愈发严峻,利润率进一步下探至 4.6%,相较于整个工业企业利润率 5% 的平均水平线,依旧处于偏低状态。由此可见,所谓 “压榨供应商” 一说,最终红利实则流向了消费者。

回顾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恰是技术持续革新、规模稳步拓展、单车成本接连下探、单车售价同步降低的动态过程,这是市场化工业发展的既定常态。反过来看,供应链上的厂家同样置身开放市场,只要自身产品性价比出众,便能在主机厂的严苛筛选中崭露头角,谋得生存与发展之机,这也恰是降价带来的另一重积极意义。

其二,价格是产业过剩阶段的有效出清手段。回首 2023 财年,国内车企集体陷入艰难处境,即便是销量独占鳌头的比亚迪,全年净利润也不过 300 亿,相较于丰田高达 2304 亿元的净利润,仅仅是一个零头。利润微薄的根源,在于整个中国汽车行业深陷价格战泥沼。

新能源车领域在过往几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催生投资扩产热潮,且这股热潮延续至今。仅 2024 年 1 - 4 月,新能源汽车领域就密集发生 26 起融资事件,累计融资额更是一举突破 180 亿元大关。

这背后,除了市场化资本的踊跃涌入,国资与地方政府也在大力助推。鉴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冗长、产业带动潜能巨大,尤其在房地产行业发展受限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纷纷将其列为 “十三五”“十四五” 重点攻坚方向,不惜出资、划拨土地、调配资源,全力引入相关产业投资。依据各省市 “十四五” 规划、在建项目以及车企产能规划综合测算,截至 202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总产能有望飙升至 3661 万辆,近乎 2023 年全年产量与销量总和的 4 倍之巨。

然而,转折出现在 2022 年、2023 年,行业增速骤然大幅下滑,前期规划、投资所催生的海量产能瞬间过剩,整体产能利用率持续低迷,在此情形下,降价成为必然之举。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披露的深圳新能源汽车市场价格数据清晰显示,今年以来,深圳新能源汽车价格普遍下行,跌幅大致在 5% - 10% 区间。

降价潮必然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殃及供应商。实际上,产能规划失控并非主机厂的 “独角戏”,产业链上下游同样深陷产能过剩泥淖。站在这个维度审视,比亚迪频频要求供应商降价,既是汽车工业运行的常规操作,更是产能过剩格局下,出清冗余产能的最有力武器。

其三,价格问题切忌被舆论裹挟、道德绑架。过往,餐饮巨头 “海底捞”“西贝” 就曾因菜品涨价引发众怒,最后不得不公开致歉,并火速取消涨价策略。消费者诉诸舆论,固然是行使个体权利,但此类价格议题能够迅速汇聚民意、掀起舆论高潮,乃至迫使企业低头认错、撤回经营决策,背后实则折射出某种非理性的社会思潮。

不妨看两个实例:某社区附近的电影院,因观影人数寥寥,经营难以为继,无奈选择倒闭关门。网络评论区却有人疾呼,称社区亟需电影院,盼其不要关停。殊不知,恰恰是居民购票观影的热情不足,才将其逼至绝境。反观另一社区旁的电影院,生意异常火爆,票价居高不下,又有人发声谴责,指责票价超出消费者承受范围,呼吁降价。但既然场场爆满,不正表明众多居民心甘情愿为此买单,票价并非虚高吗?足见舆论存在扭曲之处,无法精准反映真实的市场需求与均衡价格。

再者,不论何人,不管是满心期待达成交易,还是心存犹豫;不管是财大气粗支付得起,还是捉襟见肘囊中羞涩;不管身为买方,还是卖方,永远都会对交易价格有所抱怨。觉得卖亏了或者买贵了,这种心态古已有之,不管是 5 万元购入一款名牌包,还是 5 块钱买下 5 个鸡蛋,都会有人嘟囔价格不公道,习惯性 “砍价”。步入社交媒体时代,人人皆有发声渠道,这些零散抱怨极易汇聚成舆论焦点,进而发酵成热点事件。

但必须明确,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交易中真的蒙受损失,判断交易各方是否得利的试金石,唯有交易行为本身是否真实发生。对于非垄断性质、非关乎民生基本需求的行业而言,舆论场中的价格呼吁,实则多为干扰理性判断的 “噪音”。

其四,跳出市场框架审视,比亚迪也未必全然无辜。不少消费者坦言:“我选购国产品牌,就是想支持国货,感觉像给它捐款,结果它还给我一个产品。” 不可否认,得益于舆论对国产产品的力挺,国产品牌收获了显著溢价。这份溢价既是国产品牌多年耕耘应得的回报,也是中国制造业迈向新阶段的必然成果。但 “国产” 本质上是一个凝聚民族情感的集体概念,而非纯粹的市场概念,所以平心而论,这其中既有品牌溢价成分,也裹挟着道德溢价因素。

将比亚迪捧上高位的舆论浪潮,背后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这些观念中,市场经济理性思维占比寥寥,缺乏严谨逻辑,却充斥着浓烈情绪与道德诉求。既然大打 “国产” 牌,相应地,必然要求比亚迪承担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作为卖方,比亚迪收获的利润里,含有 “道德利润” 成分;那么转换角色,作为买方,比亚迪自然肩负更高的道德义务,无论是对中国本土产业链的完善、产业链上万千中国企业的扶持,还是对企业中辛勤劳作的中国员工生计的保障,乃至对国民期待的回应,都需付出更多努力。

在比亚迪群发邮件事件发酵后,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在微博发声:“2024 年我们对供应链伙伴的付款周期较去年再度缩短,如今仅需 90 天左右。”

在消费者市场,特斯拉作为卖方,并不占据道德高地,甚至因过往种种负面事件,处于一定道德劣势,销量也因此受挫。但在面对供应链时,作为买方的特斯拉却主动践行道德责任,这无疑在舆论场中反衬出比亚迪的道德短板。客观来讲,单纯进行这种道德层面的对比,对比亚迪有失公允,毕竟两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发展路径截然不同。

行文至此,恰好留意到一封网传的供应商公开信。信中言辞犀利:“透支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韧性”“令整个行业深陷低端内卷的死胡同”“所有被压榨的利润和价值,终将沦为他国经济腾飞的嫁衣”“拖垮产业链根基,牺牲中国劳动人民和企业的长远福祉”“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绝不能以牺牲国内劳动人民和供应商的生存权益为代价”。

虽无法核实信件真伪,但置于当下舆论与观念交织的语境之中,这些话语所承载的忧虑与愤怒,无比真实且切中现实要害。

这深刻警示着,国产产品在享受舆论红利、品牌溢价的同时,必须勇挑更多社会担当。一面高举 “国产”“自主” 大旗,一面却产品质次价高,对待供应商大谈市场残酷、优胜劣汰,面向消费者又大打情怀牌,这般 “两面派” 行径,在如今的市场与舆论环境中,注定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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