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汽副厂长:上海牌轿车仿奔驰190一点儿没改,去国外参展遭羞辱

一汽副厂长:上海牌轿车仿奔驰190一点儿没改,去国外参展遭羞辱-有驾

嗨,我是兰台。

今儿个兰台想跟大伙唠唠红旗轿车咋就有那么多质量问题呢。

以前兰台老是觉得红旗轿车老是出质量问题,主要就是那时候新中国没有足够的设备来生产高档轿车所需的零部件造成的。

不过呢,兰台今天看了一个访谈,访谈对象是范恒光先生。范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是“一汽”的副厂长,他从1958年参加工作起就负责红旗轿车的设计,在“一汽”轿车部一干就是26年。看了这个访谈,兰台才明白,红旗轿车有质量问题,可绝不是仅仅因为设备方面的原因。

范恒光先生说,这和红旗最初的设计也有很大关系。

范恒光1930年生于汉口,6岁起就跟着全家搬到浙江宁波的乡下生活了。

因为抗日战争,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小学都是断断续续才念完的。

1948年在上海陆行中学初中毕业,那时候被评为全市市立中学里为数不多的最优秀学生中的一个,还得到了市长的奖励。

考进上海国立高机学校以后,就在这个学校参与地下党工作了,等到解放之后就当上了学校党支部书记。

一汽副厂长:上海牌轿车仿奔驰190一点儿没改,去国外参展遭羞辱-有驾

1951年从上海国立高机毕业之后,华东工业部的领导把他当作留苏培养对象,让他暂时留在人事处工作。

1952年底的时候,他到大连工业俄专的留苏预备班去学习了。后来呢,因为华东工业部被撤销了,在1953年6月他就转到一汽俄文班了。

1954年到苏联实习,回来后就到一汽生产调度处上班了,还当过一汽轿车厂厂长和一汽副厂长呢。

据范恒光先生讲,“一汽”最初没打算生产轿车,大多时候是生产东风车的。当时呢,有关领导想让“一汽”为新中国争个面子,生产出新中国自己的轿车,于是“一汽”发动全厂的力量,大家一起想办法,这才生产出了红旗。

范厂长说,那时候“一汽”也不晓得咋造轿车,就把样车拆了研究(仿克莱斯勒“帝国”),每个零件都照着做。

可是,都一比一“复刻”了,为啥“红旗”后来还是有不少零部件出问题呢?

这主要是由于“红旗”不是完全照搬,按范厂长的说法,“依葫芦画瓢”也得讲究方式,不能完全相同。为啥要这样呢?是因为以前上海牌轿车就是完完全全地“依葫芦画瓢”,结果到国外参展的时候,被奔驰公司羞辱了。

抄也是有原则的,必须抄得跟原来的车不一样。就好比,要是原车的化油器是椭圆形的,那我们就设计成方形的。零件虽然也是抄的,但做出来之后都会有一些改变。这么做是有好处的,上海牌汽车是仿照奔驰190造的,送到国外展览的时候,德国人就给我们难堪了,他们把奔驰190的门把手拆下来,装到上海牌汽车上,严丝合缝,就用这个来挖苦中国人,而红旗汽车就没遭受过这种羞辱。

不过,“红旗”虽说没遭受上海牌轿车那样的羞辱,可这种变化让“红旗”轿车比上海牌轿车的质量问题更多了。

一汽副厂长:上海牌轿车仿奔驰190一点儿没改,去国外参展遭羞辱-有驾

干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朋友肯定清楚,克莱斯勒把化油器设计成椭圆形,可不是光为了好看,这里面有产品和技术方面的考量呢。这么冒冒失失地修改,当然就会产生更多问题。

上海牌轿车完全是“复刻”奔驰190,在国外参展时还被奔驰公司羞辱过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它是复刻的,所以整体的车辆质量看起来就比“红旗”好多了。

不管怎么看,这也算是一种“有得有失”的情况吧。

范恒光先生的访谈里讲了好多“红旗”不为人知的内幕呢,等以后有机会了,兰台再跟大家唠唠。

由于你只提供了“END”这一个单词,不太清楚这是一篇文章的结尾标识还是有其他特殊含义,如果是作为结尾标识,那改写后可以是“完毕”或者“结束”。

请提供一下原文内容,这样我才能进行改写。

《范恒光:红旗四阶段的反思》,范恒光、葛帮宁,《汽车商业评论》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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